本会启示录研究发展动态解读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了Gluder Quispe（格鲁德·奎斯佩）博士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百五十年来的启示录研究动态的归纳与总结，以综述的形式，进行了简略的介绍。我们通过表格，重点比较了各派对启示录七号与第十二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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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奎斯佩的论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素材，通过直观的列表比较，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在启示录研究上，不仅是方法论上的变化，而且，这些方法上的变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预言解释结论。然而，奎斯佩博士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解释，这些不同的结论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介绍另一位当代研究圣所与预言的杰出学者阿巴多·崔耶博士（Alberto R. Treiyer）的简短分析，来加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而且，因为崔耶博士是本会对七号解释最为详尽的学者，我们介绍他的评论，会比较直接。

　　下面的这些解读与评论，取自崔耶博士与蒋宝临(Jon K. Paulien)博士共同参加的，由三天使信息传播网（3ABN）在2011年2月18-20日，主持召集的启示录七号专题研讨会后所发布的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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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berto R. Treiyer，“Symposium on theTrumpets of Revelation”，取自ttp://www.adventistdistinctivemessages.com/English/Documents/Symposiumtrumpets3ABN.pdf

一、对七号研究的比较与解读

　　其实，关于启示录七号的解释，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有定论。怀爱伦也在《善恶之争》中有所提及。

　　“在一八四零年，另有一个显著应验的预言引起了普遍的兴趣。两年之前，传讲复临的一个著名牧师李奇约西亚发表了启示录第九章的解释，预言土耳其帝国的败亡。依照他的计算法，这个政权必在“一八四零年八月间”倾覆；就在这事成就之前几天，他写道：“如果第一段一百五十年的时期正在弟珂西斯由于士耳其人的许可登位之时届满，那么，三百九十一年零十五天若从以上一段时期结束时算起，就要在一八四零年八月十一日截止，那时，士耳其帝国在君士旦丁堡的权势就要倾覆。我相信事情必然这样成就。”（善恶之争，第十八章，第45段）

　　怀师母的这段话，表明她相信第六号是指土耳其帝国的败亡。并且，对第六号的解释的确认，实际也隐含着对第五号的解释的确认，因为两号的应验，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关于本会官方对启示录预言解释的一些官方立场及其变化，崔耶博士有较为完整的论述。文字较长，我们在此直接引用。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成了唯一的抗罗宗宗教改革派对启示预言的历史派解释的唯一传承者。1848年，复临信徒圣书或安息日研讨会对启示录预言的解释，这些结论一直是我们教会在这些预言上的官方解释。”

　　我们生活在第七个教会时期。“七印”预言了基督教会逐渐衰退与背道，第六印所讲的则是末世的预兆。前四号预言了蛮族对西罗马帝国的进攻（哥特人、汪达尔人、匈奴人与黑如来人）。第五号、第六号则是对撒拉森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预言，以1840年8月11日为终点。约翰与小书卷经历预指1844年10月22日的大失望。

　　我们教会的这个官方立场，后来多次被重述。1883年总会大会期间，又通过总会任命的委员会在大会结束之时向会众报告，宣布我们教会先前所采用的历史派的观点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预言信仰的根基性的内容。1901、1903、1905和1941年的总会大会，均再次部分或全部强调了上述问题。

　　1833年（星辰坠落），1844年8月11日（土耳其向欧洲四强称臣），1844年10月22日（启示录10章的大失望，以耶稣在至圣所的祭司崇祀为第七号的开始），这些均被认为是“安息日会历史上的路标”。

　　为方便读者比较，我们再次重列关于七号研究的比较表，并一起来听听崔耶博士对这些研究方法与不同结论的解读。

表一：七号研究比较

　　“与上面结论不同的缺口的浮现，始于二十世纪后半部分，体现在爱德文·蒂勒（Edwin Thiele）与马思威（C. MervynMaxwell）的著作中。罗马不再被视为第一号的对象，而变成了上帝惩罚耶路撒冷的手段。这种观点，导致两位学者对第三、第四号分别作为灵意化的解释。在安德烈大学执教十四年之久的威廉·夏（William Shea），在两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有类似的表现。而且，认为上帝不加分辨地处罚不同的对象，甚至在第一号中针对原始教会，本身就是一种不明智之举。七号是上帝对压制他子民的帝国所发出的惩罚吗？当然是！见耶51：27，35-36。上帝要毁灭的最后一个帝国是谁？难道不是由启示录中的巴比伦所代表的罗马吗？（比较启9：14；17-18）

　　蒋宝临与斯特凡诺维奇走得更远，差不多灵意化了每一号！（除了在第一号上与蒂勒（Thiele）和马思威一样之外），他们完全忽略了第五号和第六号的历史应验，以及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为一个教派存在之间内在的联系。让我们来引述蒋宝临自己的话，就是他在三天使传播网（3ABN）关于七号的研讨会上的发言，以证实他的灵意化倾向。

　　“我相信这些号要以属灵的实体来解释”（参阅《启示七号揭秘》，原文362面）。“我们要寻找的‘历史性’事件，不太可能是那些政治、国家、民族，反而更可能是观念、哲学与贯穿于整个新约时代的大型跨国运动”（《走向启示录七号解释的共识探微》，1989年3月16-21号，呈交给但以理启示录委员会的未发表的论文）。“第五与第六号，可能与但11：40-45平行”（同上），要在末期才应验。

　　在蒋宝临看来，第五号与法国革命会兴起的世俗化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进化论-理性主义-普世合一运动-招魂术）。第六号，在他的视角内，一直就是世俗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与任何形式的第三世界的大联合。

　　在蒋宝临的解释中，罗马处于什么位置？它已不再是七号的所直接针对的对象。怎么来处理与天上圣所的联系，因它向我们表明第七号是在至圣所的祭司崇祀的时间点发生的。这些解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不清在蒋宝临的解释中，上帝审判对象是什么。与中世纪一样，他对启示预言的解释变得越来越闪烁其词、游移不定，令人难以捉摸。罗马就这样被轻易地伪装起来，让人看不出她的宝座，就是魔鬼在地上的宝座（启13：2-3）。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又怎么能看明七号应验在罗马身上，正是其罪有应得的上帝惩罚之上呢？（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作见证之人的血。启17：6）

　　在这种于整个二十世纪入侵基督教新教，现在正一点一点地在摧毁我们信仰的预言性根基的灵意解释的跑道上，我们在斯特凡诺维奇的博士论文中也有发现，他追随着他导师的足迹。在安德烈大学出版的《耶稣基督的启示》原文296-297面中，作者斯特凡诺维奇认为，启蒙时代比黑暗时代更为黑暗。他将当代的哲学放在第四、第五与第六号。这些哲学是在末期让世界更加世俗化的启蒙时代（18-19世纪之间）引入的，应验了但以理与启示录的预言。所以，真正与这段时间相应的，应当是第七号，而不是第四、第五以及与圣所相关（启9：13）的第六号。启示录第十章，启11：15-19表明末期与第七号相应，天上的至圣所也在这时开了（启11：19）。

　　如此，斯特凡诺维奇在处理第五号时，他根本就不知道应当怎么解释了，于是就得出结论说，“不确定约翰是否指望这个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都被解释”（同上，304-5）。如果我们跟着他的方案来走的话，就要先到18-19世纪，就是那开启预言中的“末期”之门的时候（斯特凡诺奇把它置于第四号），然后再绕回到在中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出现的伊斯兰教上来（同上，297-297，306-307）。这就乱套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该把第六号放在什么位置了。但斯特凡诺维奇是把它放在了末期。并且，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蝗虫代表击打王国与帝国，而不是击打哲学的军队（士6：5；7：12；耶51：14，27等）。

　　我们必须牢记，将预言书中的预言灵意化并不只是影响到预言的解释而已，而是要动摇到基督教会的一些其他教义。复临运动过去、现在、将来、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反对灵意化的解释，如对创造的日子、上帝儿子的道成肉身与复活、天国与天上圣所的物质化实体（反对泛神论）、上帝本身（如没有身体），以及预言书上的预言的灵意化解释。

诚如怀爱伦所警告的：

　　“虚假的科学理论象夜间的盗贼一样正悄然而入，盗走我们的路标，挖走我们信仰的柱石。上帝指示我，不可用这样的理论来教育医科学生，因为上帝不赞成这种理论。仇敌最有诱惑力的试探快要来到，出现在最高的位置上。这些学说对现代真理进行“灵意”解释，直至令人难以区分其实质和形式。”（医药布道论，原文87面）

　　“数以千计以学识自豪的人认为笃信《圣书》，乃是软弱的表现，反之，对《圣书》吹毛求疵，或用“属灵”的说法抹煞《圣书》中最重要的真理，却是有学问的证据。”（先知与君王，第51章，第23段）

　　这种“喧哗的脱轨”式的离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于七号的解释之结果会是什么呢？只能是大混乱与大杂烩，任何凭空想像的解释，都可以随意出笼。在这次关于启示录七号的研讨会上，我们反复听到说，启示录的这个部分很难，是最难理解的。但这个部分在宗教改期时期以及我们教会所走过的预言运动之途上，都曾有过最大的共识。为何现在忽然就变得那么神秘费解与令人迷惑？难道不是因为引入了现代释经学所强加的一些不一定符合圣书原则的几项指标之后而产生的新的考虑与释经原则所造成的吗？难道不是因为许多人不是去历史中去探寻，而选择了亚历山大教父与中世纪的不费力的寓意做派（allegoric way），将启示录的内容在所想像的领域内，以灵意化或充分的幻想力，来解决他们所不明白的东西吗？”

　　崔耶博士尚有其他许多精彩重要的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有机会，另辟专文介绍。让我们继续解读各种研究进路对启示录12章的研究。

二、关于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研究比较与解读

　　鉴于本会一般教友对启示录第12章均较为熟悉，我们的解读也就相应地简化处理，以列表的方式，附在对比表里。

表二：启示录第12章研究比较与解读

三、总结

　　与奎斯佩博士的观察与结论一样，崔耶博士注意到在七号的问题上，开始偏离本会的传统立场，始于马思威，经过拉兰德拉，到蒋宝临与他的学生斯特凡诺维奇那里，越走越远。在这个过程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特征、角色、信息与使命，越来越模糊，甚至根本丧失！

　　在2011年2月18-20日由3ABN召集的研讨会结束时，有一位3ABN的工作人员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职员收到一位天主教的观众来信，询问，在这些问题上，安息日会是否改变了她的立场？职员问到，他应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崔耶博士作了最后的回答。他指出，本会在七号问题上，自1848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教会的立场，这个立场后来多次重申。上过世纪八十年代组织的但以理启示录研究委员会（DARCOM）并未修改之前的教会立场。或许将来会出现什么变化，也未可知（他认为不可能）。但在新的方向正式公布之前，最好还是坚持本会一贯的解释与结论。蒋宝临也表示赞同。

　　奎斯佩在他的论文结论中也提到，作为安息日会的学校教师或牧师，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传讲本会有共识的传统解释与结论。说得通俗一些，既然要捧教会的碗，又要传讲与教会根基性的预言与基本要道背道而驰的新异观点，这是一种违背职业操守与不道德的行为。

　　怀爱伦指出，“在将来，各种的欺骗要兴起，我们应当立足于稳定的基础上。我们的建筑物要建在稳定的柱石上。在主已建立的工程上，一针一铆也不应挪开。仇敌要带来许多的虚假理论，诸如没有圣所的理论。这是使我们离开信仰的一个要点，除了在主已给我们五十年之久的真理中，我们在哪里可得到安全呢?”——1905年5月25日，评论与通讯（布道论，原稿第224面，第3段）

　　怀师母所说的那个“将来”，已经临到我们了。愿我们在坚固的磐石上生根建造，不为花哨的理论与貌似深奥的学术所唬倒，明确余民教会的身分、信息与使命，热心传扬三天使信息，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